辛丑条约 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同时,慈禧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慈禧太后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至今,西方史书仍然以“拳民叛乱”(Boxer 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99]。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100]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101][102];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其他收款各国也都陆续模仿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来进行指定用途的在华文化事业[10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一战后到192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德奥匈俄达成了停付的协定。其他各国也都先后达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协定规定将此后收到的庚款用于指定在华事业,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国庚款,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彻底停付[104][105]。
殉道人员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两万多名中国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106]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此外还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死亡[107],单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新教传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108]。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109]。
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107],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抚衙门前,山西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注 10],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110][111]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详见:太原教案) 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112]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113]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直隶(今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在清初与清末传教士的影响下,直隶有相当数量信仰天主教的农村,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抵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任德芬、汤爱玲两神父,不分男女老幼,尽戮,[114]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115]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113]。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纪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116]。 此外,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107],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民众有数万人)。
影响与后果 对清末政治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慈禧打消了废除光绪帝皇位的念头,但持续训政;另一方面则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政府倒台。
在汉族仕绅阶级看来,满人的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督抚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即东南互保)。各地的封疆大吏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对清末经济 义和团对清末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不仅倾力破坏华北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而且导致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国际贸易活动。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因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都停滞上海。从外商定购的各类日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义和团运动也导致国家税收锐减,银行(钱庄)倒闭。各处钱庄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势所难免。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
列强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引发了七七事变。
文物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清朝初年就所剩无几的《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义和团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117]
科举停考 1901年6月11日,慈禧太后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评价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126]
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也包括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56]),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56][127],无法无天,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128]“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56]天津之战开始后,一些拳民看见远处有个妇女在跑,就大喊道:“直眼往何处逃?”她听到后跪在地上说:“我非直眼,乃某处某人之妻也。”拳民说:“尔额有纹,安能讳耶?”随即把她拖至坛门外杀掉[11]。
历史作家金满楼表示,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洋”代表了与西方有关系的一切人和事物,因此都在消灭的范围内,这其中既包括信教的洋人和不信教的洋人、“洋教”、与洋教有关系的中国教民,也包括从西洋传来的西药,洋布,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记事》中说:“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由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商人为免毁坏,就给洋货或者带“洋”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者“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129]。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许,一队团民巡行到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前,发现这里出售洋货,即纵火焚之。仲芳氏《庚子记事》载:“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史学家马洪林等表示,义和团相信天灾频仍(1899年1900年的旱灾)是基督宗教造成的,久旱无雨意味着天上神灵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亵渎,认为只有推倒教堂,扫平洋人和教民,才能感动上天降雨[130]。义和团降神附体,念咒画符,如“避枪炮火咒”、“请神咒”、“请师咒”、“护身咒”。拳民战斗时都要口念咒语,祈求各路神仙“神灵附体”、“显灵护身”。他们请的神大多来自于章回小说与民间故事:有周朝太公望、战国鬼谷子、汉寿亭侯关羽、无生老母、三清、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二郎神、哪吒、唐三藏、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济公、张天师等,甚至一些几乎无人祭祀,只在说书中出现的鸿钧老祖、通天教主、骊山老母、唐朝樊梨花、宋朝穆桂英、金刀圣母、柳树精、黄三太等等[131]。义和团相信他们打的是神鬼之仗,是神灵与妖鬼的战争。团民坚信自己代表神,那么洋人、教士及教民作为神的对立面,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鬼。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130]。但义和团相信女人裸体、女人的秽物(便溺、经血、月经布等)的阴门阵会破解他们的避炮的法术[132]。“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所以避炮之法不能行”[133]。崇信拳匪者传云:“义和拳与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敌,忽洋人军队中有一妇人赤体立,义和拳法术被破,不敢前进”[134]。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135]。“西十库开仗,忽有赤身妇女走出,团民受伤者众,楼周围挂妇人皮,并各秽物,以致团民难以得胜,东交民巷亦用此法”[55]。团民欲烧毁西十库教堂,却意外波及了附近的数处民居,教堂丝毫未损,对于这种结果,团民们普遍的解释是:“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黏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墙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既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136]。女体是污秽的观念使得妇女成为团民眼中畏惧的对象;为防污秽,义和团禁止妇女出门,不知此令而出门被杀的妇女甚多[11]。团民认为唯有“红灯照”才能反制女性这种厌胜能力,所谓:“须待红灯照来时方可,红灯照尽是少女幼妇,故不畏脏秽之物耳”[55];又说:“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惧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55]。
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美国陆军第二指挥詹姆斯‧威尔逊少将在回忆录中说:“(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愚昧迷信与觉醒进步之间的冲突,它威胁了每一个在(清)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也不例外。”[137]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
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138]。
严复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139]
孙中山:大东书局《三民主义浅说》《民权初步·第五讲》
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卫石》:
“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
邹容《革命军》: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余英时认为:
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义和团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说法是中国修改的历史。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随便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98]
袁伟时认为:
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有意美化的,义和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和反封建[140]。
李文海称义和团运动中除了多伤人命之外,中国人经济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例如,义和团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一把火烧掉了附近的商铺1800余家,民居7000余间[141]。
时间轴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外国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
1月27日(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慈禧愤怒。
4月20日,保定清苑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
5月12日,保定涞水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
5月22日,义和团戕杀前来平定械斗的清军将领杨福同。
5月27日,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后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皇室专列全部被烧。
5月31日,在慈禧太后同意下,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一说6月1日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144]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于6月6日也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
6月6日,晚,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召集各王公大臣,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团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可以用来抵御洋人。
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
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
6月9日,董福祥率甘军进入北京,驻守永定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
6月11日,联军从塘沽搭火车出发,经天津前往北京保卫使馆。火车开至杨村,开始遭到清军聂士诚部和义和团的抵抗。同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北京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144]
6月12日,联军边修路边缓缓前进。至14日在廊坊车站遭到聂士成之武卫前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18日,联军撤回天津紫竹林租界。清政府称此役为廊坊大捷。
6月12日,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的马路经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冲出使馆向他们进攻,拘捕其中一人。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义和团在意大利、奥地利使馆附近焚烧教堂,使馆洋兵到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
6月14日,曹福田率领义和团数千人,从西门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率领百官亲自出迎。义和团在天津城西吕祖堂内设总坛口,又在老爷庙、老母庙、玉皇庙等处设立分坛。义和团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6月27日,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5000人开进天津。
6月14日,北京方面,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
6月15日,慈禧太后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107];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注 11]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21]
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京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荣禄递交的外国使团勒令慈禧还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系载漪伪造),让慈禧太后愤怒至极,完全否决了皇帝主和主张,慈禧做战前动员,令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载勋、刚毅、载濂、载漪、载澜统率义和团。光绪帝焦急地走下龙椅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你做驻外使节多年,对西方比较了解,说实话大清国能否战胜列强?”许景澄流着眼泪说:“皇上要我说实话,我不敢欺骗皇上,据臣所知,其任何一国的实力都在大清国之上,对八国用兵须格外审慎。”慈禧听后勃然大怒。
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攻打使馆,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
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发最后通牒,限外国人24小时离开北京,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而强行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锺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前给予答复。
6月20日上午,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问询,途中被清兵开枪击毙(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第五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决定开战,数千名义和团和清军随即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区。下午4点,清军首先向奥地利使馆开火。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144]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145]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慈禧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6月23日,翰林院遇火。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注 12]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主要为印度人为主的英属印度的军队,亦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中立但受影响的比利时和西班牙、反抗拳乱的清军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将军尼古拉·连纳维奇[144]。
6月27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7月8日,李鸿章被朝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求他上京履新,7月17日李鸿章从广州乘船北上,10月10日抵京。
7月9日,联军进攻天津城南八里台,聂士成阵亡。
7月13日,联军向天津城发动总攻。
7月14日,联军攻克天津城;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7日,刚毅李秉衡联名参劾许景澄和袁昶与外官私信,妄议慈禧受愚,慈禧下令逮捕二人。
7月28日,许景澄及袁昶被慈禧处死。
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慈禧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此三人与之前被杀的许景澄、袁昶号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联军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抵抗,禁军溃败。董福祥从彰仪门撤走,撤走时纵兵抢掠。[128]
8月15日,第六次御前会议:讨论是留是走的办法,来的只有三个人。慈禧携光绪帝等皇室仓皇西逃,10月26日抵达西安。载漪溥儁父子、刚毅随驾从行。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其实只有七国,德军主力10月17日才抵达北京)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
8月17日,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荣禄留京办事。10月6日诏离京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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