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
1900年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叠接北路电,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卢沟铁路机厂车辆料厂尽毁,实堪骇异……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闹不已……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28]几日之后,张之洞致电许竹筠说:“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乱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误矣,能避枪弹更是谣言。”
6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惟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28]。
6月15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致电总理衙门,请即速剿办义和团。电文谓:“……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68]
6月20日,张之洞、刘坤一联络几省巡抚联衔电奏慈禧:“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生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机,北望焦灼。……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67]
慈禧太后宣战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江忠源旧将)、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领导人)、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山东巡抚袁世凯(淮军吴长庆的旧部)、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大臣们,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袁世凯等,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大臣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命令,除灭义和团。另外,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与太后不测,他们将改建共和,选举李鸿章为总统。
天津方面的战斗
天津之战从1900年6月14日开始[1]到7月14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中经大沽之战、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紫竹林租界攻坚战和八里台保卫战,最后天津在7月14日被联军攻破。
6月14日,曹福田率领义和团数千人,从西门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率领百官亲自出迎。义和团在天津城西吕祖堂内设总坛口,又在老爷庙、老母庙、玉皇庙等处设立分坛[74]。6月27日,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5000人开进天津。
前期烧教堂及洋行的情形,据团民王恩富回忆:“6月14日那天夜里杨寿臣老师带领了我们烧掉了仓门口和鼓楼的三个教堂。”据团民李元喜回忆:“6月14日那天烧了西门里的福音堂,鼓楼西教堂,鼓楼东仓门口教堂,小洋货店街教堂。”据北门里大街居民辛树人回忆:“那天估衣街、锅店街一带烧教堂的大火红了半个天。”据陈忠珊回忆:“义和团不但把玉皇阁以北洋行烧得片瓦不留,宫北新连卡佛、估衣街的一个洋行、以及大狮子胡同的红记洋行都先后被义和团捣毁。”6月16日下午,据王晶华回忆;“在义和团攻击衙门的时候还打开了军械所得到了一批步枪。”此时在天津武装的义和团达到三万人。[1]6月17日,义和团围攻紫竹林租界的战斗打响了
1900年6月27日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情形,据李元善回忆:“红灯照那些小闺女们,…进攻火车站,都被(联军)打死了。”28日72艘运输船搭载张德成部5千-6千义和团由大运河进入天津增援。[1]6月30日天津北洋机器局东局的情形,据刘金堂和宋文彬的回忆:“有个中国看守埋下了地雷,当洋人要进入东局子抢弹药时,拉了地雷线便和洋人同归于尽了。”据王恩普回忆:“当外国人接近东局子时其他人都撤退了,一个小官没走,大家劝他撤退,他说:‘我末了走,我和外国人一块走。’等大家撤退完后他独自把火线拉好,并且跑到房顶上呆着,等到外国人都来齐了,他把火线一拉,刹时间轰声震天,跟不少外国人同归于尽了。”[1]
1900年7月天津的混战情形,据王三爷回忆:“(天津东南郊)一个土城的义和团左二环拿雁翎刀上去把一个德国骑兵从肩上砍下来。”据郭治恩回忆:“窑湾子义和团当场剁死六个(联军)”,当天义和团被联军打死“百十来口子,被教民打死了六七十人”。据张招生回忆;“聂士成的军队经常吹嘘,他们要先打义和团再打洋鬼子,聂士成要先安内后打外,义和团进攻紫竹林时,聂士成把他们赶到前面去要他们打洋人,洋人一开枪义和团死了很多,义和团向后退聂军就开枪也打死了好多人,义和团两面受敌。”由于聂士成拒绝增援义和团,聂士成被团民称为“聂鬼子”、“聂等死”。[1]
据张鸿泰回忆:“六月十三日(公历7月9日)日本鬼子打来了,鬼子步兵到处枪杀团民,并放火烧了纪庄子,当时老百姓四处逃难,被打死了一两千人。”据王学鹏回忆:“东洋打进了纪庄,把年轻的壮年的全部给打死了。”据张家富回忆:“纪庄牺牲的团民足有一两千人,仅仅是死人头发上的发丝还捡了几十担,第二年耕地时都是白骨。”据李长庆回忆:“打完纪庄子后,日本鬼子抄了聂士成后路,聂士成被打死,他的兵也死了不少。”[1]
1900年7月中旬义和团在天津最后的失败情形,据沈德生回忆:“六月十八日(公历7月14日)一枪没打一炮没发,四门都插上小白旗了,把手城门的陈国壁,他说给外国人,叫外国人打扮成义和团就进来了,这都是奸细带来的。”据李振德回忆:“天津失城也是因为有奸细的缘故,洋人向城里一打炮,天津最高的礼拜寺、鼓楼都挂上了白旗,接着四个城门都插上了白旗,这才失的城。”据李凤德回忆:“最后洋人进来还是有人做了奸细,南门有一个用小车推着一家老小到城门根来要求避雨,结果去城根接上了地雷,轰的一声把城门轰开了。”据李汉卿回忆:“日本兵是从南门西南的广仁堂附近的大洼坑钻进城来的。”据孙润卿回忆:“外国人是从西南角广仁堂芦苇坑里来的。”据王文炳回忆:“由于直眼勾结外国人,而使洋人能偷偷地爬进(天津城)来。”据云振铎回忆:“日本人是从葫芦罐和二毛子一起进来的。”[1]
“当时老百姓都从北门西门逃出去,日本鬼子就把炮架在北门城楼上,开炮轰击,北门内外死了不少人。”据李廷辅回忆:“北门里死人太多了,人踩人人撞人,妇女更多小脚走不动,有的还抱着小孩被打死的。”据窦省三、陶继承回忆:“北门里外死尸堆得高高的,北门门洞都给尸体堵没了。”据孙少棠回忆:“外国人进城绞死了许多中国人,有被外国人杀死的,也有被烧死的,其中有聂士成的士兵也有义和团。”[1]
北仓的战斗。据李顺回忆:“奸细领着日本兵从西边绕过韩家墅抄了马玉昆的后路,清军死了不少就退却了,新军退到北仓以西的仓口,马玉昆上前面指挥,我和他一起过的浮桥。”据武备学堂预备军官陈炳和回忆:“清军已经埋伏准备好了,日本兵假装清军,把清军又包围了起来。但最外围的日本兵又被清军埋伏的人包围,就这样开了战。”[1]
清军进攻北京使馆区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75]。显然,这只是少数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6月20日之后,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只是辅助性的,围攻使馆的主力一直是清军[54]。
6月20日下午四点,清军开始攻打使馆,遂展开了55天的围攻。6月20日至24日,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窦纳乐报告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76]。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7月14日,进攻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此后,对使馆的进攻暂时停止[54]。
清帝国与美国的外交
美国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匈、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发往驻华列国使团。通告电报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圣彼得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里斯本使馆,华盛顿,国务院,1900年7月3日。)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迄至今日,美国总统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首先,与北京对话并营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危难中的其他美国人;其次,努力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卫所有美国正当的利益;第四,帮助防止动乱扩展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出现同样的灾难。当然,现在预计以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77][78]。
清帝国派驻美国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的政策之后,分别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通报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为了收拾慈禧因信任保守派大臣而制造的危局,光绪帝恳切地请求外援,在7月19日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要求美国为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译文:
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彼此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为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垦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作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78][79][80]。
经过三天对中国政治局势、权力结构以及北京暴乱情况的分析判断,美国总统在7月23日作出回应。他没有拒绝光绪帝的请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护公使馆人员的安全,保证使馆与各国联络畅通,配合各国的军事援救行动。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获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义与公平之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别无他求。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公使馆,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际法和协约,这些是美国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有其他派军队抵达贵国的国家也公开表达了他们派兵出于同样目的。从您的来信中我推断,那些搅乱中国和平、谋杀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人员,而且目前围攻幸存的北京外交人员的罪犯,不仅没有从圣上您这里得到赞同和鼓励,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国的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十分郑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众确证:一、是否外国领事们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目前状态如何;二、立即让各国的外交代表与其国家自由联络,解除威胁他们生命与自由的所有危险;三、由帝国当局与远征军联络沟通,以便他们之间开展解救公使馆、保护外国人和恢复秩序而进行的合作。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强这方面,妥善解决最近的麻烦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为达此目的,在其他各国的赞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门将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威廉麦金利1900年7月23日国务卿约翰海复述[78][79][80]
但是光绪皇帝无力主导时势发展,也无法改变清廷的政策,原因在于慈禧太后已宣布训政,朝廷大政由慈禧主导。不过他的的善意、努力,体现了作为一个君主的负责任的态度。
8月1日起,清军恢复对使馆的炮击,但猛烈程度远不如7月13日以前。8月11日起,清军重新对使馆发动猛攻,直到北京陷落为止。8月4日,联军开始进军北京。8月12日,占领通州。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54]。
占领北京
联军占领津京后,当地排洋、仇洋的风气大变,街头一改人人包红布、穿红衣义和团打扮,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举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81]
在北京,始于6月20日止于8月14日、对使馆五十多天的围攻终于结束[54],此时使馆里的人员已经狼狈不堪。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白银50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82][83]。樊国梁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否认下令抢劫,而是因为当时无店有人,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记拿走多少,事后依记录付了款[84][85][86]。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在美国第六骑兵团陪同下,在北京周边地区搜寻拳民,处死了疑似义和团拳民[87]。另外,《纽约太阳报》在1900年12月24日报道中引用梅子明的话,说天主教除了收取赔偿金以弥补他们的损失外,还要求以命抵命,用人头换人头;在任丘,有680名天主教徒被杀,所以他们要求680条人命相抵[88][89]。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决意报复中国,瓦德西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援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注 9]。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人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团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当时为了避免危害,北京满大街居民都臣服日军,挂上自制的日本国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标语。[90]
庚子俄难
1900年7月17日至21日,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俄罗斯帝国以义和团破坏东清铁路为借口,对海兰泡和清朝管辖下的江东六十四屯两地中国居民进行大屠杀,共造成约7000名中国无辜居民死亡[91]。庚子俄难的称呼来源自周继功的《庚子俄难》一文,该文被收录于《瑷珲县志·第八卷》。因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所以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被合称为庚子俄难。
庚子俄难中,海兰泡惨案的目睹者,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92]一位参与大屠杀的义勇兵对屠杀场景有如下描述: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93]连俄国的一位将军也在日记中写道:黑龙江悲剧是俄国人避而不谈的话题。[94]
山西、河北的战斗
1901年,美国陆军第6骑兵师在天津抓捕的“拳民”,历史学家后来认为他们只是旁观看好戏的民众,被误当拳民
天津北洼的战斗。“刘十九总时常说,把洋人赶出去,直眼就自然不敢欺负咱们了。”刘呈祥部义和团有一支1200人的洋枪队,“枪是从聂士成军的逃兵那里缴来的。”1900年8月19日战斗打响,据团民祁凤呈回忆:“义和团队伍被鬼子包围了,鬼子的枪弹如雨,许多团民阵亡了。”[1] 山西固关的战斗。据路透社1901年4月30日伦敦电,德国东方远征军下属一支80人的分队在山西固关狭隘的山间小路中被武装的中国人或清军伏击,45人阵亡。[95]清军山西忠毅军指挥官刘光才奏折中也提到这次战斗,只不过将德军伤亡夸大为上千人。 河北张家口的战斗,据西方新闻报道,进攻河北张家口德军约克伯爵由于冬天住在农村生炉子,睡觉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随后德军撤军。
河北郎庄的战斗
各方历史记载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原称为八国联军[96][9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且改以前主流舆论对义和团的批评为颂扬。不过,台湾史学界不存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命题[98]。
英国关于义和团的记载
19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不断加剧,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义和团运动开始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出现,而且实力不断增强。到了1898年,反对“外国势力”的保守派思维主导了清朝对外的政策,并且说服义和团拳民停止对满清的反对,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外国人。山东巡抚将义和团纳入到当地的民兵组织,将他们的从义和团拳民改为义和团民兵。听起来像是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此时的清朝官员有一些人相信义和团真的刀枪不入。尽管西方各国抗议,但是满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很支持发展这样的民间组织。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激怒了义和团,尤其是教徒依靠中国传统家庭裙带关系。传教士向地方上的满清官员提出诉求,传教士认为满清的官员在审理民事诉讼和财产纠纷中应该更加照顾底层基督徒的诉求。1899年末,义和团持续攻击在中国的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引起了西方的不满。1900年6月份,国家救援部队从天津港登陆到达北京,6月13日皇太后慈禧下令满清军队阻止外国部队的前进。此时,义和团在北京烧毁了西方的教堂和外国使馆住宅,并杀死了疑似基督徒的中国人。6月17日,外国部队占领天津沿海的大沽要塞(也称为大沽口之战),以便恢复从天津到北京的交通。第二天,皇太后下令满清军队杀死在华的所有外国人。德国大臣因此被杀死,其他各国外交大臣和家属,以及职员,数百名中国基督徒被困于他们的公使馆和北京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巡抚无视清政府的命令,并压制其管辖范围内的反外国势力运动。这些地方官员认为,战争不是清政府对外的主导政策,只是在长江以北地区这些骚乱活动比较多。一支由19000人组成的国家部队(中国称为八国联军),其中多数人来自俄罗斯和日本,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1900年8月,这支国际部队攻陷了北京,解救了被困的外国人和基督徒并拿回了被抢夺的一些财产。西太后携带天子向陕西省西安方向逃跑,留下几个皇太子与外国人谈判。经过谈判,制定了一个协议,该协议于1901年9月分签署,双方结束敌对关系,并对在华的外国人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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