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县教区朝圣地――露德庄

绪五年（1879），法籍司铎贺乐耽及圣汤爱玲（Paul Denn，1900年7月20日致命于景县朱家河）在范圪垯修建公所，购置土地，劝化多人进教。该村位于子牙河畔（子牙河乃当时水路交通要道），村西有一码头，码头南边为一沙丘，地处水边，绿树成荫，风景优美。

五月的一天，两位司铎手持念珠，漫步码头，青山、绿水、五月、圣母，让他们想起了家乡的朝圣地――法国露德，二人于是共同念起了玫瑰经，首次“朝圣”便这样悄悄地开始了。

自此，圣汤爱玲与贺神父常结伴来该地小憩，眼前的美景伴随着朗朗经声，将二人一次次带回故乡，使他们不能亲临故土朝圣的热切心情稍得宽慰。

十年后，巴儒略神父来范圪垯主持教务，贺神父将这一美好的秘密告知新司铎。巴神父禀明上司，将“圣地”买下，正欲修建时，义和团运动开始了。

教难期间，三位神父及两千余名教友避难于范圪垯。战乱平息后，许多教友怕灾难再起，决意定居该地。巴铎请示总堂后，遂在心仪已久的小丘附近购置田地近七顷，供愿定居的教友耕种，又建起圣堂、公学，组成了一个村庄，取名为“露德庄”。

1901年5月，耶稣会长马泽轩神父率教区神父、修士来此朝圣，将教区奉献给圣母，并祝圣了新建的圣堂。同年7月8日马神父被任命为教区主教，正式定露德庄为教区朝圣地。每年五月第二主日，主教及男女修院前来朝圣，遂成惯例。

1907年，教廷倡导圣体游行，教区又在村外置地张搭祭台，举行隆重的圣体游行及降福。朝圣人数也愈来愈多，除本教区外，北京、天津、保定、山东、河南等地神长教友也纷纷来此朝圣。

1924年，上海公会议期间，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对献县教区的朝圣活动很欣赏，故特请刘钦明主教撰写“奉献中国于圣母诵”。

1926年11月10日，耶稣会法国香槟省省会长苏布提（Joseph Subtil.S.J.）神父来教区视察，指示在露德庄修建圣母山洞。1927年5月7日，刚恒毅总主教视察献县，也赞同此事。1928年，本堂毛神父主持修建，同年5月祝圣。朝圣活动由此逐渐走向正规。

每年朝圣时，各地教友们在歌乐声中，清晨由范圪垯向露德庄行进，一路咏唱圣母祷文及圣母歌曲。神职班则在露德庄公学列队等候，与教友大队汇合后，一齐进入广场，由主教在圣母山洞主持大礼弥撒。毕后又由部分神父轮流主祭，教堂及广场内有多位神父听神工。下午又由露德庄圣堂出发开始圣体游行，露天祭台前，由教区各团体代表分别致奉献辞，并有几位神父宣讲朝圣的意义，领导教友朝拜圣体。

礼仪结束后，教友们纷纷离去，晚上，修女们在露德庄圣堂与广场上，修士们在范圪垯圣堂、圣母亭与德肋撒亭之间，分别持蜡游行。悠扬的歌声，伴着习习晚风，传得很远很远，许多教友也加入到神圣行列中。据说这种神圣仪式由赵振声主教（时为神父）和本堂刘勤修神父倡导，因为二人留学时曾赴法国露德朝圣，当时在露德烛光游行刚刚兴起。

1939年7月中旬，日寇入侵期间，因搜捕河间总铎徐志远神父未果，便将露德庄及其它六座圣堂尽行烧毁，朝圣活动渐趋衰微。

1953年，赵主教在此举行最后一次较大的朝圣活动。

1954年，子牙河决口，将露德庄淹没，村民迁至堤外，另建新村，为今之新“露德庄”。

文革期间，一切宗教活动被取缔，圣母山被拆毁，只余枯树碎石，偶有热心教友悄立默吊。

1980年，宗教政策开放后，教友们在新村建起简易圣堂，露德瞻礼日举祭时，竟有数以千计教友不约而同，云集而至。

1983年，刘定汉主教与本堂刘景福神父决定将朝圣地固定在露德庄新村内，恢复五月朝圣活动。1988年建圣母山。河北省很多教区乃至天津、北京、山东、安徽、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等地教友又纷纷赶来，参加朝圣活动。

开放以来，海外友人也多次参加了朝圣活动，如台湾新竹教区刘献堂主教、菲律宾金树仁蒙席、卢德范蒙席、辅仁大学高士杰神父及香港苑祥斌神父等都曾来此朝圣。

2003年3月1日，教区举行首次“玫瑰经敬礼大会”，教友达一万七千余，盛况空前。

露德庄朝圣地与其它朝圣地一样，都是圣母特别施恩的地方，圣母在此屡显奇迹。早在朝圣活动之初，就有一胎生瞎子因朝圣而重见光明。另杨户生一对夫妇因丧独女杨可爱，痛不欲生，经人引导朝圣时，圣母允其所求，使其女自天而降，安慰父母后又升天而去，很多人目击此一事实。这对夫妇也自此精神大振，成为模范教友。

圣母山重建后，有几名教友曾见圣母身发大光，在山顶上达半小时之久。

1997年，献县一名教友，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来朝圣时，忽然康复。

1998年，泊头一位妇女，自幼耳聋，经两次朝圣后，听力已经恢复正常。

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他们经过热心的祈祷，求得了无形的恩典，回家后虔诚热心，判若两人。

愿露德圣母福佑诸位！

小孙庄天主教发展史

“英雄告时势”或“时热造英雄”，中外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故事。天主能使坏事转变成好事，结出善果，圣经和史书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小孙庄信奉天主教的经过，有点类似上述历史变迁的写照。

一、时空背景

小孙庄天主教的发展，受大孙庄的影响最大，大孙庄现有居民数千人，小孙庄至今只有数百人。从前大孙庄最出名的家族有魏、李两大姓。魏氏家族以经营“酒厂”发财；李氏家族以经营“银号”钱庄致富。小孙庄有徐，张姓两大家族。两村的居民都以务农为主。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两村东边的一大片农田，都互相交错为邻，连大孙庄魏家与小孙庄徐家的祖坟地也是左右为邻。这就证明两村居民原来住一个村，就叫“孙庄“。后来徐家不知道为什么理由，什么年月，也不知道是由徐家哪一位长辈领导离开了孙庄，在村东边的农地上另起炉灶，建立了一个小村。徐氏家族的亲友们也慢慢地搬进来，形成了今天徐、张、王、马等姓家族共同居住的地方。这个小村庄原取名“兴隆屯”，叫不响。以后又叫“东村”（和“西边”大孙庄相对而得名），也没有叫响。最后以面积大小，分别叫“大孙庄”和“小孙庄”，这才叫响了，且一直维持到今天。今天的徐姓仍是全村人口最兴旺的大家族。

清朝光绪年间（公元十八世纪中叶），徐氏家族传到第十世，出现了好惹是非的五位堂兄弟，就是景煜公（即巨达的祖父），景焕公（即巨海的祖父），景祈公（即巨明的祖父），景熏公（即钜昌的祖父），景瑞公（即巨堂的祖父）。以上前两位是亲兄弟，后三位是亲兄弟；合在一起是五位堂兄弟。这五人年轻气盛，喜欢报打不平，外人就戏称他们为“徐家五虎”。

二、祸福转变

清朝末期，国势衰退，引起世界列强伺机侵华，也因此惹起民怨，激发无知的百姓普遍憎恨一切外国人，连外国传教士也成了痛恨的对象。

到了光绪26年即庚子年间（公元1900年），华北一带，尤其是山东，河北两省的农民发起了“义和团”的组织，高唱“扶清灭洋”，推行排外运动，遂致烧毁教堂，攻击外国使馆，杀害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洋鬼子”及被称为“二毛子”的教徒。结果酿成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大祸，天主教也遭受了生命财产的大灾难。

在各地闹“义和团”时，徐家五虎只剩四虎，因为景熏公（钜昌的祖父）三年前已经去世了。四虎中除了景焕公以外，其余三虎都公开拥护“排外运动”，更有人投身义和团，还升了个小官。徐家老太太们还误以为孙子荣获皇帝赏赐了“黄袍马褂”，遂就大宴宾客。

在这次迫害天主教行动中，徐家三虎想必会随着团队摇旗呐喊。但是有没有参加放火杀人，我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查证。我只听说附近常召庄的教友有人被杀。

这次“拳匪”兴起的教难，不到一年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是国际与国内各地民间的赔偿和重建问题。

当年大孙庄李氏家族的炳瑞公（即李锡申神父的祖父）以当地天主教的“会长”身份，便有计划的挺身而出，率领教友们“打老虎”，向小孙庄拥护过“拳匪”的徐家算账报复。先是不断的聚集在徐家门前骚扰，以后便陆续强行侵占徐家的车辆马匹和农具。步步紧逼，徐家不堪骚扰，遂决定双方谈判和解。结果李会长只要求一个赔偿条件：只要徐氏“老虎”家族全体信奉天主教，就不再追究。以前强行拿走的财物，也将全部归还。徐家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李会长更帮助徐家采取行动，把徐氏家族男女老少，编成数个小组，再聘请老师定期前来讲解教义，辅导学习教友生活的规诫。经过考试及格的人，便前往常召庄请神父付洗入教，成了正式的天主教信徒。

景熏公家在领洗 半途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因为我的祖父（景熏公）英年早逝，祖母方氏年轻守寡，扶养两个儿子（俊昇，俊德）长大，她要为苦命的自己在死后保留一支香火，于是只准许长子（即我的父亲俊昇公）去领洗奉教，而把次子俊德公偷偷地送到流源庄她的娘家藏了起来。到了预定领洗的日子，主持人发现少了一个人，经过再三追查，才发现了我祖母玩的这个小把戏。但是虽经催促，而流源庄方家就是不肯放人。最后由李会长出面，亲自乘小轿车到流源庄方家把俊德公接回家中。我的祖母也终于放手让这个小儿子领受了洗礼。后来因为他从小就体弱多病，经常到精通中医的李会长家中看病，不久便拜李会长为义父。我祖母也终于领洗奉教了。

在“打老虎”案中，关系比较亲近的徐氏家族，当时除了景焕公一家之外，其余“三虎”家，男女老幼，都陆陆续续领洗奉教了。领洗的地点极可能是在附近有一座大教堂的常召庄，洗礼的日期大概是从公元1902年开始的。主持洗礼的人，很可以是常驻范家圪垯的本堂神父。依照传教的惯例，这一切都会记在本堂区的《四规登记簿》上，经过多年的战乱，该档案资料若仍然幸存的话，前面所提的几个疑问，一查便知。(未完下版待续)                       

 徐钜昌

 中王大堂口的由来

河北省沧县史家楼乡中王大村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历史渊源比较复杂，有几个不同的来源和渠道。花开数朵，我们先表一枝。

最早领洗入教的是贾润琴先生。他与中王大其他贾姓村民不是同一家族，是由外搬迁而来，因为看到这里的土地价格低廉，因此买下很多，扎根落户。贾先生知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曾到过很多地方教书育人。后来升至献县教育科督学。约在1935年，自献县总堂丁鸣盛神父手中领受了圣洗圣事。贾先生领洗后遵守教规，多行善事，比如他每年都找一次机会特意做很多食物，请家里的佃户们送到大街上，任凭那些饥饿的人们随意领取，送完为止。按当时习俗，贾先生原有两个妻子，因为教会一夫一妻教规的限制，遂在领洗前将其中一名送回娘家。

这位贾先生特别蒙受天主降福，本来他们夫妻生活一直很和谐，然而多年来只有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为了传宗接代，他曾由亲戚家过继了一个儿子，但毕竟不是亲生，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然而在他领洗后已经年满六十岁、他的妻子也五十岁的时候，都已经超过了自然生育的年龄，却老来得子。这望外之喜正是天主降福的标记，为了感念天主的大恩，贾先生给孩子起名叫天恩（贾天恩先生至今尚在）。他在村里是有名的富贵人家，又在政府机关工作，很受乡亲们的尊重，但他起初在村里没有公开自己的信仰。

中王大另有一人名叫贾增志，在村里人称贾六爷。因为他的姑姑嫁到了大皮屯，而大皮屯的婆家早已是教友家庭，虔诚的姑娘不仅自己接受了洗礼，而且在回家省亲时也把信仰带给了娘家人。自那时起，贾增志一家逢年过节不烧香上供，迷信行为一概不做，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家信天主教了。

贾增辉的奉教经历是因为外出做生意,他常与刘炳之（刘绪俭神父的父亲）结伴而行。一次，当他们在献县县城招揽生意时与献县总堂庆祝大节日圣体游行的仪仗队不期而遇。那盛大的场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感到这门宗教一定很好,有意信奉,于是回到家后从大皮屯接来了神父，并在学习相当的教会知识后领洗入教。此时，那些原先没有公开信仰的也来到神父身边，其中包括督学贾润琴先生。那时村里教友已有五、六户人家，时约在1936年。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数年，中王大村几位教书先生应邀到献县明道学学习，专门研究天主教的教义教规，旨在学习期满后自愿接受洗礼，或进一步成为传道员，做传教工作。其中有罗德荣先生、贾润琴先生（前面提到过）和梁振朋先生。贾润琴先生最早领洗入教，梁振朋先生晚些，而罗德荣先生考虑到教规严厉、难以遵守，故迟迟没有接受，直到寿至八十岁，在临终前七天才由孙子罗宪永代洗。

    罗德荣先生虽然生前没有及时入教，但也尽量以教会的精神来生活，对教会也很慷慨。约在1937年，他捐献了自己的一所民宅，为教会办学之用，于是办起了男子小学，由来自大皮屯的刘先生任教，学生共五六十人。稍后又请来了李大姑(献身于信仰、终生不婚而又不加入修会的女子被称为大姑)，并兴办了女子小学，由李大姑执教，约有学生二十人。

    大约与此同时，刘绪和（刘绪俭神父的哥哥）与同村贾锡文、贾锡武等六七人到献县张庄教堂求学，后来也领受了教会的洗礼。

    在神父到达中王大、教会确立伊始，教友们在村东的东碱河（当时是村边，现已发展到村中）购买了19亩地皮，宽阔平坦、宜于兴工建屋。原计划在那里建造圣堂和学校，但后来因日寇侵扰而使这一计划破产，并在土地改革时被占用，建堂、建校计划不了了之。

    再后，很多穷人看到富人们和知识渊博的先生们都信了教，想必是一门前途光明的好宗教，于是纷纷加入了教友们的行列，壮大了教会的队伍。可是，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个插曲：

    由于缺少神父，每遇大节日他们需要去大皮屯参礼，两地相距约十华里。一次，中王大的很多教友去了大皮屯。礼仪结束后，与大皮屯有亲属关系的教友们都投奔了亲戚，几名教书先生也有人招待，而其他教友因为人地生疏，加之大皮屯的教友不够主动和热情，因此被冷落了。他们空着肚子回了家，自然生出了满腹怨气，并因此对信仰起了反感，觉得信教没有多大意义，于是又退了出去。尽管后来有人解释、劝勉，但也于事无补。

李灵彦大姑是献县东大郭人，王广义神父的表外甥女。她的到来使中王大堂口的历史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李大姑在村里女子小学教书，同时也教老年教友们念经，生活非常艰苦朴素。当时正值二十出头的韶光年华，但严守教规，时常请一两个姑娘作伴。

    一次，日寇进村时逮捕了李大姑，而且用枪威胁她说：“你还信教吗？如果信现在就枪毙你！”但李大姑面无惧色，坚定地回答：“开枪吧！我信教！”同时闭上双眼跪在地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然而，他们只是在考验她，故有惊无险，躲过了这一劫。因为那些日本兵听说教友们为了信仰视死如归，想验证一下是否属实，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后来日本人又请李大姑去教书，但没有告诉她此行的目的。李大姑感觉到此去吉凶未卜（李大姑容貌非常美丽，就像圣像中的天使一样），因此心中已作了最坏的打算：她临行时随身带了一把剪刀，假如日本人打她的坏主义、侵犯她，她会用剪刀自尽，以免受辱。到达日军所在地之后，方知他们是请她在那里教书，并无恶意。李大姑没有答应，当即返回了中王大。

    在那生活穷困、医疗极其不便的年代，李大姑还为人们医病，特别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治愈了很多患病的儿童。后来遇上土地改革，在这一运动中村里把她赶走了。李大姑走后，生病的孩子们再也无人医治了，只能坐以待毙，于是很多人为李大姑鸣不平，也为病人们请命，他们到村长家里去吵闹。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实际的需要，村长立刻赶车去东大郭请李大姑，随行的还有一位年长女教友和两名青年女子，共同把李大姑接了回来。当时村长先是道歉，并表示再不做这种以怨报德的事了。李大姑回到中王大，历尽艰辛、多行仁爱。然而在文革期间李大姑也受到了批斗，但他们禁止人打她，因为李大姑大半生只做好事，没有做过任何于人有害的事情：给教外的孩子们付洗，给他们治病，还为那些穷人家的青年男女牵线搭桥，使他们找到合适的伴侣。在文革的革命浪潮中，李大姑被家人接回了故乡东大郭。

    李大姑自27岁到中王大直到54岁时离开，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27年奉献给了中王大堂口。毫无疑问，李大姑的一生，尤其是她那坚定的信仰、善良的心地、克苦的生活、助人为乐的精神等诸多美表，以及她对妇女和孩子们的教诲，为中王大堂口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李大姑离开时，中王大已有教友105人。

    就这样，到1980年宗教信仰自由时，有教友200名。

  　 中王大历任堂区主任有王广义神父（献县齐庄人，1937-45年在任）、张书礼神父（任丘段家坞人，1945年以后）、朱光神父（任丘段家坞人）、张竹溪神父（献县赵林庵人）、刘玛弟亚神父等。今天的中王大堂口已经建起了养老院，专门收容无依无靠的老人。养老院现有老人十余位，在罗宪永执事的带领下，修女和贞女们为那些素不相识的老人们默默地服务着，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陵上寺天主教简介

陵上寺古称三陵寺，因座落在三座古墓之上而得名。该村位于石黄高速公路南侧，信仰天主教已有220多年的历史了。据上年纪的人说，该村李长生的祖父去北京做生意，偶去教堂听到而领洗入教，然后把信仰的种子带到了村里。

义和团期间，当时形容陵上寺有一句俗语：“打了锅（献县大郭家庄），撒了饭（河间范家圪垯），三陵寺上站一站”。这句话道出了该村当有着牢固的信仰根基，从侧面说出了它在当时教会的生要地位。

陵上寺教堂是民国三年（1915年）法国包神父所建，占地5.3亩，系哥特式建筑。该堂古朴典雅、庄严、肃穆、大方。于1967年被毁。

该村学校由三徐神父（献县大郭家庄人）成立，学生约60人。学校的老师，男校由田汝稀等4人执教。女校由张庄总堂来的二位修女执教。该村还成立中式乐队，笙、管、笛、箫一应俱全，乐队有40多人组成。

历任本堂本堂神父有：丁神父（法）、魏神父、田景志神父、李会祥神父、杨神父、贾书善神父。文革以后，田汝峰、张竹溪、李中原、于汝松、孙建华、孙万刚、杨万福、赵化青、孙俊成、侯广华、段卫强等神父曾先后提任本堂。现任本堂为郭宠林、王牧华、刘建民神父。

该村会长为田汝功之父田亭燕、田汝辉。田得雨、李俊生、李连军、李得福、李长生等先后出任本村会长。文革开始时，该村李宠生教友为保护圣爵、祭衣等圣物，被打的死去活来，几尽致命。

恢复信仰自由以后，1980年教友们还利用生产队牲口棚，盖成简易圣堂。

1994年3月份，李中原神父担任本堂，他多方筹款集合资金约50余万，于1995年建成庄严、宏伟的天主圣殿。

该村祝圣的神父有：田凤庭、田汝峰、田汝斌、李会祥、田春波、李常青、李光启、李长岭等。

修女有：田凤庭之妹田金修女、李长岭的老姑奶奶李修女、田春英、卢修女、李金贞等几位修女。

1994年5月1日，刘定汉主教偕教区几位神父隆重将天主的圣殿祝圣并献于天主。

2004年成立亚纳会，有104位亚纳会会员，于称心、郭素之、李聪敏任会长。

同年成立男善会，共有45位弟兄加入，寥东刚、李景维、李宝利任会长。

截止到2005年共有7人领洗入教，本村现有教友730人。

 小杜庄进教史

小杜庄位于泊头市正南约3华里处，与其南面的三里庄及小河庄连在一起，统称杜三河。十年前，这里还是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名字的信仰的荒漠，自2000年起出现了第一家天主教教友杜洪泉，可谓荒漠的甘泉、信仰的起点，福音的种子终于在此落地生根，并结出了累累硕果。

提到信仰扎根于小杜庄这个话题，应当从杜洪泉的妻子徐庆芳开始说起。徐庆芳心地温和善良，然而由于自幼生活在无神的气氛中而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有时看到别人焚香上供、在神位前顶礼膜拜，便在心中暗笑，很不以为然。成年后嫁到小杜庄，与丈夫杜洪泉恩爱生活、相敬如宾，他们先后育有子女数人。可是，在几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婴儿通常会遇到的麻烦：因惊吓而“丢魂儿”。在这种情况下，徐庆芳只得去找香头为孩子“收魂儿”。因为这种作法能立竿见影、收到成效，于是开始相信神鬼之事。自那时起，每每家里遇有困惑，常求助于风水先生，并对他们言听计从。可是这种作法必须花钱才能“消灾”，而且有时也并不灵验，这使她产生了怀疑。这时，在她的脑海中已经有了神的观念，想去寻找这个冥冥中存在于宇宙之间、掌管天地的真神，却又求告无门、茫然不知所从。

在经过多年的苦苦寻觅后，忽有亲戚登门来传福音，即近年来流行的邪教福音教。他们讲得天花乱坠，一切人世间的福乐都可以在他们的口头承诺中得到。徐庆芳因求神心切，又是亲戚登门送上，便欣然接受。但后来渐渐发现，来家传道的“奉差”不够光明磊落，在外人前总是躲躲藏藏，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且他们的布道也没有什么逻辑和系统可言，前后不能相顾、错漏百出。她隐隐中感觉到自己走入了误区，仍与真道相离甚远。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向不喜欢听广播的徐庆芳不经意间听到了香港新教的真理广播电台，其中谈到耶稣的事迹及圣经中的其它内容，她被这一节目深深地吸引。从此她成了这家电台的忠实听众，每每经过整天的忙碌之后，还拖着疲惫的身躯准时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生活一向节俭的她，几次拿起电话来向真理电台咨询信仰、寻求帮助。电台的工作人员告诉她，离她家最近的教会团体在山东德州，这里距她家竟有数百里之遥。

在家人的陪同下，徐庆芳来到了德州基督教的团体。那里的人为她的真诚所打动，告诉她不用跑这么远的路，在沧州也有教会团体。她带着这个好消息回了家，继续走在寻找真神的征途中。
此时，她心中更加渴望寻求真神，却又不知何去何从。她仰视苍天虔诚地祈祷，祈求这位伟大的真神来光照她、引导她。为了表达内心的真诚，她祈祷时总是跪在搓板儿（搓洗衣服用的木板，板面有窄而密的横槽）上哭求真神，以克己苦身作为献给真神的礼品。苍天不负有心人，真道的光明终于在她眼前闪现。

那是在2000年的初夏，丈夫杜洪泉在洼里王镇的集市上发现了青牛庄的一位教友颈上戴着一枚圣牌，于是向他问起了有关这枚圣牌的诸多事宜。从那人口中得知，这原是天主教的圣牌，具有驱魔治邪的功效。那位教友也热情地为他讲解了天主教的概况。凭他的直觉，这名教友所信仰的正是崇奉真道的正教。杜洪泉回到家后，立刻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对真道渴望已久的妻子徐庆芳。数日后，他们夫妻双双一起叩开了几十华里外的青牛庄天主堂的大门，在那里见到了德高望重的堂区主任金凤志神父。金神父为这两位慕道者简单阐明了天主教的基本信条和所要遵行的规则，并回答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临别时告诉他们无需舍近求远，泊头市龙屯天主堂与小杜庄近在咫尺，两处均是同一信仰，都是金神父的服务范围。

后来的一个礼拜天，他们到了龙屯天主堂，见到了金神父和刚刚到任的堂区副主任孙神父以及来自各处参与弥撒的许多教友。这次龙屯之行坚定了徐庆芳的信心，她听到了神父有条有理的讲道，看到了云集一堂亲如一家的教友，自心灵深处感念上主的引导，使她经过重重困难、走过漫长的弯路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属。她内心洋溢着灵性的喜乐，迫不及待地与邻人分享这一美好而神圣的礼物天主教信仰，于是她先后找到了同村的龚培珍、张全军、刘庆金、范金铃等人，向他们介绍自己刚刚找寻到的信仰。这几位乡邻同样是真道的渴慕者，他们对这一信仰都表示乐于接受，与她一起踏上了慕道的征途。在这期间，孙神父及邻村的教友多次到小杜庄坚定大家的信心，与各位慕道者共同探讨教义、教规及信仰的人生观等问题，教授经文和圣教歌曲等，气氛活跃、前景乐观。

2001年4月15日复活节，徐庆芳与龚培珍、张全军、范金铃等九人一起在龙屯天主堂领受了洗礼，成为小杜庄的第一批教友，为堂口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都珍视自己这来之不易的信仰，并积极向他人传播。渐渐地，三里庄与小何庄也先后出现教友，教会的力量在这一带逐渐壮大起来。时至今日，杜三河的教友已逾百名，成为初具规模的地方教会。

福音中将天国比喻为芥子，因为它是微不足道的种子，但成长起来却异常高大（参谷四30-32）。杜三河这棵刚刚八岁的幼苗已经屹立在风雨之中、根深叶茂，向人们展示着它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