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我们的教区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教区，是一个与普世教会同行的教区，也是一个从坎坷泥泞中跋涉过来的教区，更是一个天主特别降福的教区。百年征程，上主与教区相伴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今日的献县（沧州）教区，拥有神父近百位，教友7.5万人，教堂206座，除直辖沧州地区外，还代管着廊坊教区。献县张庄总堂是教区血液充沛的心脏，除设有完整的办事机构外，还有两座圣召培育基地――沙勿略修院和圣望修女院。两座修院从1980年开放至今共培养出神父82位、毕业和在校大修生56名、修女227名，现在两修院内仍有备修生75名、初学修女33名。教区内男、女圣召人才济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圣召第一区”。教区以发展的眼光和教会一家的胸怀，在短短几年内，已向国外派出留学深造的神父、修士、修女十余名，援助兄弟教区神父多名。教区大力推行福传工作，每年都有数百名教外人士加入天主子民的行列。

 “伯铎！你是磐石，我要在此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地狱之门永远不能战胜她。”（玛16：18）

“耶稣圣心，惠我中华！”

萌芽探究

献县教区原名“直隶东南宗座代牧区”（Vicariat Apostolique du Tcheli-Sud –Est），幅员辽阔。很多地方属京畿重镇，几座古城座落在两京要道之上，外国传教士只要来内地，诣京都，必然经过这一地区。天主教传行中国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专家学者争论考证的课题，同样献县这片土地何时接受信仰，也成了他们研究的具体对象。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景教“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河北道”乃十道之一，辖现今的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及京、津两市。时献县小城已初具规模，因此这里必定成为波斯教士途经、逗留、传教之地了。

元朝皇庆二年（1313），孟高维诺（Joannes de monte Corvino）任北京总主教时，河间城内曾建一教堂，想必其影响已经波及献县的部分地区。

明代末期，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的奠基人利玛窦（Ricci）神父两次（1598年与1600年）北上，沿途传教，途经吴桥、东光、泊头等地。定居北京后，利氏曾到河间黄村一带，留下了献县教区最早的教友团体。后来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汤若望(Schall)等神父相继来献县传教，信友日益增多。清代禁教期间，仍有神父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此地照顾教友施行圣事。

北京教区曾在此设立广平与河间两个总铎区，据咸丰六年（1856）统计教友已有9505人。

艰苦创业（1856――1865）

咸丰六年（1856）五月三十日，“直隶东南代牧区”正式成立，教廷选派法国耶稣会士郎怀仁(Languillat)为代牧区主教。教区因位于直隶省（河北省）的东南而得名，包括冀中、冀南三府（河间、广平、大名），两州（冀州和深州），辖三十五县。南北约520公里，东西约120公里，面积47157平方公里。除磁州和邯郸有山外，皆为平原。

教区总堂起初设在威县赵庄，仅有的六位司铎在主教的带领下一同耕耘，传教讲道的同时他们购地产、建圣堂，办起了小学和小修院。

总堂在两次遭匪劫后，只得向北迁移，1861年10月最终在献县城东张庄（即现总堂所在地）安顿下来。

清同治二年（1863年）10月2日，营建主教座堂。这是全国首座奉献于耶稣圣心的大教堂，哥特式建筑，长50米，宽21.33米，钟楼高达33米，异常雄伟壮观，“有华北第一堂”之誉。

1864年，教区有10位司铎，28位修士，164座教堂，32所孤儿院，22所学校，教友达11367名。这些成绩都是在郎主教运筹帷幄、苦心经营下取得的。

1865年，郎主教功成身退，奉命离开献县赴任江南教区代牧。

开展教务（1865――1900）

郎主教卸任之前，2月17日为献县祝圣了新牧人杜巴尔（Eduard Dubar S.J.　法）主教。翌年耶稣会前巴黎省会长费撒德（亦译　戴元英Micher Fessaard ）来献县视察，3月28日祝圣刚竣工的主教座堂，并指示成立耶稣会初学院及开办传教员培训学校。教区的教务活动开始走上正规。

杜主教在1868年2月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后，积极贯彻会议精神，将教区主持得有声有色。1878年，赴上海祝圣新铎后在返回教区途中，病逝吴桥。之后由教区耶稣会会长鄂尔璧（Joseph Gonnet）代理主教主持教务。鄂氏任会长职长达17年，曾先后辅佐杜主教、步主教，为教区建设贡献很大。他特别重视司铎的培育，在公学内成立修生预科班和耶稣会读书会院及卒试院，并在北京会议上强调，要强化修生的国学研究和写作。他还主张以科学技术作福传工具，成立印书馆、设立气象观察台、开办诊所，并有组织有系统地大力培育在俗教友传教。当时教区已有神父34位，修士62位，堂口87个，传教员达308位，教友竟增至26023人。

1880年4　月4日，步天衢（Bulte）主教被任命为直隶东南代牧，7月15日抵达总堂。到任后，大力推行传教事业，亲自领导退省，成立大修院，为教区培育祝圣二十余位新铎，并培训贞女，开办诊所。到他去世时，传教员已达732人，圣堂674座，诊所87所，教友达50575人。

孳息繁荣（1901――1924）

庚子年间，教区损失严重，四位神父与五千一百五十三名教友被杀害，教堂绝大多数被毁（600余座）。所喜的是天堂上多了众位主保。“致命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暴风雨过后，教区开始了真正的繁荣阶段。1901年7月31日，马泽轩主教接到教廷的任命状。上任伊始，立即决定开办中学，恢复诊所，成立女修会，督导传教工作。10年内竟增加新教友34024人。

1913年，任丘成立公教进行会，有三百余名会员推行传教工作，其他地方传教组织也不断兴起。“五四”运动前夕，教友人数已突破10万大关。

教区不仅注重教友的数量，更关注教友乃至全民的素质教育，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精神文明。

1914年3月，著名古生物学家桑志华神父（Licent）抵达献县，在天津主持建立了“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院前身)。应桑神父之邀，著名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德日进神父（Teillard de Chardin）于1923年也来到献县，开始了他在中国考察研究、著书教学的生涯。他们在北平成立了“地质生物研究所”，为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3年筹建了四年之久的“天津工商大学”（今河北大学前身）正式开学，其为耶稣会在献县教区创办的高等院校。

1917年，刘钦明（Henri Lecroart .S.J.法）被教廷任命为助理主教，1919年马主教逝世后，接任教区正权主教。他深知前方工作成绩在于后方的祈祷功行，特邀请法国拯亡会（1921年）、加拿大宝血会（1924年）、匈牙利加罗撒圣母会（1926年来大名）来献县教区，又成立了教区救亡会（即炼灵主母会　1924年）协助传教。

刘主教任期内，教务蒸蒸日上。整个教区分为四个总铎区：第一区辖河间府北部地区及深州；第二区辖河间府南部及冀州；第三区辖广平府西部地区；第四区辖大名府及广平东部地区。此为日后划分教区制定了蓝图。

1921年，黄河以南的东明和长垣两县划归山东兖州教区，两县共有教友2123名。

1924年，上海公会议召开，刘主教出席参加。会闭，教宗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与刘主教分别在徐家汇与佘山将中国奉献于圣母，奉献辞由刘主教撰写，即“奉献中国于圣母诵”，至今仍为脍炙人口的优美经文。同年6月据上海公会议“以总堂所在地命名教区”的决议，改直隶东南代牧区为“献县代牧区”。

衍生教区（1924――1946）

教区飞速发展，工作量越来越大，主教的巡察、神父的传教都因地面太广、教友太多、望教友大幅度增加而难以负荷。刘主教遂向教廷呈递申请，要求划分教区，并且提供了划分的依据和计划。

1929年5月13日，教廷准允刘主教的要求，将献县教区第三总铎区划为“永年代牧区”，辖10个县，教友39084名，由中国非会士司铎管理，首任代牧为河间小店崔守恂主教。这时献县教区尚有教友96000余名。

1936年3月29日，教宗又将献县教区第四总铎区划分为“大名监牧区”，辖6个县，教友37000人，由匈牙利耶稣会管理，首任监牧为查宗夏（Szarvas）主教。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教区损失惨重。同年，教宗任命赵振声为献县教区代牧，翌年3月27日在隆隆炮火中被祝圣，是为献县教区首任国籍主教。随着时局的动荡，赵主教将大修院、女修会迁往河间城。

1939年4月27日，“景县监牧区”成立，版图为献县第二总铎区，辖12个县，教友约3万人。凌安澜（Brellinger.S.J.）被委任为教区监牧。

献县教区在划分后仍辖9个县(即原第一总铎区)，教友尚有61464人，神父84人，会士67人。总堂在1937年事变前后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七百余亩，有6座圣堂，14座楼房，平房数百间，总计房舍有1300间，还建有花园、鱼池、运动场等，驻堂人员达1200人(不算学生)。

总堂机构分东西两大院。东大院有主教府、大修院、耶稣会院、初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及中小学校和小修院。西大院则有外籍宝血会、拯亡会、国籍炼灵主母会、献堂会及附属修会的女校、医院和育婴堂，其中“慕华中学”和“若瑟医院”远近闻名。

总堂内还建立一些工厂 和作坊，有印书馆、发电房、制药厂、木器厂、白铁厂、酿酒厂、绣花房、洗衣房等。献县印书房1874年成立，出版领域包括经文、教义、教史、语文、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著作或译著，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在中外宗教界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据1951年统计，印书馆存有1941年前出版的各种图书共211223册。其中德日进、桑志华神父的著作学术价值极高。肖若瑟神父所著译《崇修引》《新经全集》《圣教史略》，刘斌神父所著《默想全书》《退思录》，李西满神父所译《师主篇》《退省神工》等广为流传。

1946年献县代牧区正式升格为“献县教区”。

峥嵘岁月(1856—1966年)

教区百年历史，大部分是在天灾、人祸、时疫、战争中度过的。庚子年之变、日寇的侵略、解放后极左路线等都给教区乃至全国教会严峻的考验和致命的打击。忆苦方能思甜，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教区的苦难岁月吧!

教区成立之初，太平军的战火已蔓延到大江两岸，连首任主教的祝圣，也只得在乡间秘密举行。

教区成立后，总堂在赵庄两次遭劫，掳走修生，打伤神父，拆毁圣堂与房舍，总堂只得迁至献县。同治元年(1862)白莲教又来侵扰，教区南部的很多城镇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霍乱又偏在这时蔓延，江南主教年氏(Msgr. Boegniet S. J. )来献县做客，也染病而殁。江南教友顿成无牧之羊，郎主教只好奉命离开教区补年主教之缺。

1868年，西捻作乱，整个地区遭其烧杀抢掠，总堂周围二百多村庄被焚，修院院长神父、三位修士、一位教师被掳去，多位神父受重伤，总堂人员只得逃亡，数以千计的教友无家可归。1871年，洪水泛滥。1876年，又遭大旱，一连三年遭遇饥荒、瘟疫，六位神父染病而死，杜主教也染疫病逝吴桥。1883年，河间、深州、大名境内大雨成灾，河间范圪垯虽收容大量难民，还是有很多教友无处可安身，堂区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教友冻饿而死。

光绪二十六年(1900)，教区遭遇了最为严峻的考验――庚子年之变，六百余座圣堂被焚毁，五千余名教友相继遭屠杀，仅景县朱家河一处，就有1800余名教友遇难。两年后的4月26日，罗溥泽神父与两传教员路经广宗，又被拳民余孽杀害。

1902年，广平、大名旱灾严重，河间府流行霍乱。1903年全区大旱，颗粒不收。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战争，大名、开州遭到战火的蹂躏，刘桂棠的散兵在本区大肆掠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总堂医院因救护抗日将士，9月23日遭日军飞机猛烈轰炸，数间房屋被毁。

1938年3月27日，赵主教祝圣典礼刚刚结束，日本兵便赶来进行恫吓。同年4月8日，孙神父（Sontag.法）在武强辛庄被哨兵误杀。

1939年7月至9月间，日寇掘堤放水淹60余县，灾民达500万。教区力行爱德，修建土屋，发款施药，赈济灾民。同年日寇欲强占河间教产，遂以私通八路为借口，将大修院师生员工24人活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间惨案”，并烧毁城外杨店、卧佛堂及露德庄等六座圣堂。翌年大修院被迫迁至景县，与大名、永年组成“若石学院”。

1941年9月8日中午，在教区庄园云台山附近3个汉奸被抗日小分队击毙，日本便将山上人员逮捕。五天后又将总堂所有中国人拘押十八天，后将何松月神父、李万仓先生及总堂的封金铎修士，韦、周二贞女，小说家韩天民，教员葛守礼及工友何松池等，共19人枪挑、活埋。

1942年8月，日寇强占教区总堂的西大院。

1943年，又因鱼池中发现日本兵尸体，廖迓迩（Henri Real S.J.法）院长及肖占明修士被日本拘捕。12月3日午夜，日军又闯入总堂强行搜查。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新的考验又接踵而来。严酷的批斗、莫名其妙的巨额赔款，使教区在瑟瑟中苦苦支撑。万般无奈，教区各机构被迫迁移。12月21日耶稣会迁往北京船板胡同和光启学院。1947年大修院也从景县迁往北京王附马胡同。1948年宝血会奉总会长命也撤离教区。

1947年秋―1949年春，赵主教代理北京总主教。之后便潜入地下秘密传教，直到1953年9月才公开返回总堂。

1948年7月15日，尚建勋（Rene Charvet S.J.法）神父等被驱逐出境。

1949年，政府医院、中学、粮库占用总堂228亩土地，1115间房屋（占总数五分之四）。

1954年，教区在北京的修院解散，院长刘乃义、理家刘景福及赵元俊等神父被捕，其他人遣回总堂。

1955年，子牙河决口，总堂毁房400余间（自用的有87间）。东大院为人民委员会和中学相继占用。同年圣神降临节后，因不能活动，神职人员陆续返回总堂。

1956年普济医院肺痨科迁至石家庄，10月底，县卫生院并入，改名“献县人民医院”，并占用整个西大院。

1956年到1958年，掀起了反帝爱国、批判右派等运动，其间又有大批神父含冤入狱。

1959年，献县境内只剩一处教堂，其它14座均被占用，并有5座被拆毁。

1960年，教友还可以诵经祈祷，但无神父举行圣事。

1964年，“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开始，神父被禁止外出传教。

1965年，赵主教无奈解散修女会。

文革厄运（1966――1976）

1966年――1976年，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国人称为“十年浩劫”，天主教会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其间，教区被毁圣像1.5万尊、书籍45000余册、祭衣4000余件、圣牌1万余枚，其它物品不计其数。主教座堂被拆毁，教区各机构亦丧失殆尽。十年中，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受尽了凌辱、监禁和苦刑。1967年2月25日，赵主教含冤被捕，1968年10月15日，在献县公安局监所中去世，陪伴主教身边的只有刘乃智神父一人。同年教区被解散，教区人员皆返原籍。然而信仰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就是在这样的腥风血雨中仍有数以百计的神父、修女、教友冒着批斗、监禁甚至牺牲的危险秘密地、艰难地从事着传教工作，他们以坚贞不屈的毅力，坚守了自己的誓愿，用他们刚烈的榜样，谱写了一篇篇感人的篇章。据粗略统计，仅死于狱中的神父就有十几位，其他人则全被判刑劳改、批斗凌辱，无一幸免。教友们更是无法计数。

1976年10月，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十年浩劫终于结束。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口号成了国家各级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于是拨乱反正、处理冤假错案成为工作的重点，教区的主教、神父陆续得到平反昭雪，教会财产也开始逐步发还。天主教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教区重建（1979年――　）

1979年的圣诞节是教区传教复兴的起点，这一天教区大部分神父都连续举行了多台弥撒，多年来教友们被压抑的信仰情绪开始宣泄了。当时没有圣堂，没有祭台，缺少祭衣，更缺少圣爵圣盒，一切从简，但礼仪更神圣，更虔诚，许多教友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连夜赶来。许多教友每天参与弥撒，神父无论到哪里，教友们都成群结队地跟到哪里。

1980年8月4日，政府声明退还原教区公学的一座小教堂和49间房子（即原总堂公学南院）但都已破烂不堪，政府拨款5万余元进行修缮，11月20日开始施工。当时献县籍三位神父侯经文、徐新光、张竹溪进驻堂内。

1981年4月3日，将赵主教和朱光、张金山二位神父的遗骸迁葬云台山墓地。

1981年10月22日，河北省天主教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教区按行政区划分，献县教区改称“沧州教区”，但内部习惯仍称“献县教区”。辖沧州地区一市14县，其中包括原景县教区的吴桥、东光两县和原天津教区的沧州、南皮等六县，而原献县教区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个县划归了景县（衡水）教区。

1981年12月25日，张庄总堂修缮完毕，重新开放。自午夜零时至6时40分，在堂院临时搭设的祭台上田如峰、张竹溪、侯经文、徐新光四位神父轮流主祭，七支歌咏队交替咏唱，参与弥撒的教友达4千人次，上午九时教区长刘定汉神父举行五六品大礼弥撒，徐、侯二神父陪祭，张神父指挥唱经，弥撒后又举行了隆重的圣体降福，当时有4500人参礼。

1980年献县教区复兴时，有神父21位，修士2位，修女17位，教友5万。

1981年11月7日，献县教区14位神父参加河北省组织的座谈会，与会期间，选举刘定汉教区长为献县教区主教。1982年10月6日在吉林市祝圣，13日回总堂上任。教区此时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神职人员青黄不接，刘主教便率领诸位老神父开始了重建工作。1983年遣送两名修生去沈阳神哲学院就读。1984年河北修院成立后，教区又立即派去了5名修生攻读神学。1986年恢复教区小修院，张尚志神父任院长，是年修女院也开始招生。

刘主教任期内（82年10月―98年9月）教区涌现60位新铎，179位修女，修复教堂百余座，兴办20余座诊所，建有一所残婴院、一所安老院及10多个幼儿园，也恢复了北京与天津的教区办事处。逢寒暑假期，总堂与乡间都要举办要理班、圣经学习班、会长培训班、圣召培训班和教友骨干的避静，加强教友的素质教育。几位神父著书立说，或历史或故事，或学术研究或传教资料，凡三十余册，畅销国内外。教区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景象。

刘主教不仅致力于本教区的发展，对整个教会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83年主教任河北省教务委员会主任，1986年又就任神学院院长直到2003年元月方才卸任，为全国教会培育了数以百计的新神父。

1993年3月19日，侯经文神父被祝圣为助理主教，侯主教兢兢业业，事无巨细，总理教区多项事务，为各地建起圣堂多座。1998年9月，荣任教区正权主教，但于翌年10月23日，在视察教务途中，遭遇车祸，不治而殁。

1999年11月，李连贵神父被公推为教区主教候选人，2000年3月20日，在总堂祝圣，年仅36岁。李主教上任三年后，庄严古朴的主教座堂与别具风格的神父公寓相继落成，连同花园式的教堂广场，堪称献县一景。百年的老教区在新一代年轻人的领导下，将继前人遗志、宏图大展。

献县教区历任主教简历

（1856――2003，147年共9任主教）

郎怀仁主教　　　Msgr.Adrien Languillat，S.J. 1856――1865

杜巴尔主教    　Msgr.Eduard Dubar，S.J. 1865――1878

步天衢主教    　Msgr.Henri Bulte，S.J. 1880――1900

马泽轩主教    　Msgr.Henri Magnet，S.J. 1901――1918

刘钦明主教　　　Msgr.Henri Lécroart，S.J. 1918――1936

赵振声主教　　　Msgr.Franciscus Zhao，S.J.　1937――1968

刘定汉主教　　　Msgr.Joannes Liu，S.J. 1982――1998

侯经文主教　　　Msgr.Petrus Hou，1998――1999

李连贵主教　　　Msgr.Joseph Li，2000――

郎怀仁主教（Msgr.Adrien Languillat，S.J. 1856――1865）

教区首任主教，法籍耶稣会士。

咸丰六年（1856），传信部划直隶省为三区，直隶东南教区（即以后之献县教区）委法国耶稣会管理，郎主教在上海徐家汇耶稣会院长任上被选派为该区主教。

咸丰七年（1857）三月二十二日，郎主教在保定由北京教区孟振生(Mouly)主教祝圣，共执掌直隶东南教区八载。同治四年（1865）二月二日，辞掉直隶东南教区主教职，出任江南代牧区主教。

在郎主教八年任期中，经其运筹帷幄，多方奔走，为教区发展奠下基石。咸丰十一年（1861），主教鉴于匪乱不靖，将教区总堂由威县赵庄迁至现今之献县张庄，并建起有“华北第一堂”之誉的圣心主教座堂。另购得云台山教会墓地。此外还开办教区若瑟修院1座，小学22所，孤儿院32所等。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九日，郎主教逝于上海徐家汇耶稣会院。法国耶稣会副会长评价说：“主教在传教区之为人，立意之纯正，所抱之热忱，诚堪载之青史，传之后世也。”

杜巴尔主教（Msgr.Eduard Dubar，S.J. 1865――1878）

教区第二任主教，法籍耶稣会士。

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九日，在献县圣心大堂由郎主教祝圣，掌教务十三载。光绪四年（1878）承邀赴上海，代卧病的郎主教祝圣八位江南教区司铎，返回途中染疫逝于吴桥，终年五十二岁。

杜主教任职期间，开始成立耶稣会初学院，在献县陵上寺开办协助传教的男子师范学校，建孤儿院两所。同治八年（1869）曾赴罗马参加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

步天衢主教（Msgr.Henri Bulte，S.J. 1880――1900）

教区第三任主教，法籍耶稣会士。

光绪六年（1880）六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受祝圣，掌教务十载。其间历经华北水灾和庚子年（1900）之变，于多重患难中维持教务，颇多艰辛劳顿。所幸在其任期内，涌现出大批信仰忠贞之士，为主流血致命，事迹感人，可歌可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十四日逝世。司神父（Seneschal，S.J.）在一封信中论及步主教的圣德，称之为“圣善的会士，圣善的主教。”

马泽轩主教（Msgr.Henri Magnet，S.J. 1901――1918）

教区第四任主教，法籍耶稣会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八日在上海由姚宗李（Paris S.J.）主教祝圣，掌教务17载。任职期间，1909年成立献堂会，筹建天津工商学院等。民国八年（1919）十二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刘钦明主教（Msgr.Henri Lecroart，S.J.1918――1936）

教区第五任主教，法籍耶稣会士。

民国七年（1918）二月二日，在上海由姚宗李（Paris S.J.）主教祝圣，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六日获准退休，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十九日逝世，掌教务十八载，功勋卓著。

先是奉教廷命相继成立永年（1929）、大名（1936）二教区；又相继邀请法国拯亡会（1921）、加拿大宝血会（1924）、匈牙利加罗撒圣母会（1926）修女来教区服务；创立炼灵主母会（1933），在天津兴建工商学院和北疆博物院。1924年参加上海全国公会议，奉教廷特使刚恒毅（Costantini）总主教之命以拉丁文撰就“奉献中国于圣母诵”经文，将中华儿女向天上慈母托付。1927年和1935年荣幸地分别迎候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和蔡宁（Zanin）总主教对献县教区的视察。也是在其任内，1924年直隶东南代牧区更名为“献县代牧区”，“献县教区”之名始。

赵振声主教（Msgr.Franciscus Zhao，S.J.1937――1968）

教区第六任主教，首任国籍主教，耶稣会士。c

赵主教，圣名方济各·沙勿略。1894年11月30日生于河北省景县黄古庄热心教友家庭。1908年入献县小修院，1913年进耶稣会，誓愿献身于主。1917年赴法国攻读哲学，1920年转比利时昂坚(Enghien)攻读神学，1923年8月26日在昂坚晋铎，并获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924年完成第三年卒试，于1925年经罗马、露德朝圣后返国。历任献县教区总务、总铎、天津工商学院校长、大修院院长等职。1937年被教宗比约十一世简任为献县教区代牧主教，1938年3月27日，在献县总堂由永年教区崔守恂主教主礼、天津文贵宾(Vienne)主教和献县耶稣会鄂恩涛(Bornet)会长襄礼祝圣，时正值日伪混乱时期。自此开始了其忧患重重的牧职生涯。

先是历经1939年7月15日的“河间惨案”，随后又罹1941年9月8日的“云台山事件”，两次事件令主教心痛神惨。

1940年8月19日，受命任全国宗座传信及伯铎善会指导。

1945－－1946年，总堂遭受清算斗争，教区经济陷入拮据。赵主教的生活也漂泊不定，往返于京、津一带。

1947年，赵主教被任命为北平总主教区代理主教，接替赴美医眼疾的田耕莘枢机掌理北平教务直至1949年春。

1949年――1953年，在交河县郝村和献县东双坦一带秘密传教，后回教区续掌教务。

1956年在京参加全国天主教第一次扩大会议。7月26日，在中南海紫光阁蒙周恩来总理接见。

1962年1月当选为全国神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

1967年春，于文革中被捕入狱，受尽磨难。

1968年10月15日病逝于献县监所，终年79岁。当时被草草葬于河边乱沟中。1981年4月3日幸经一当事哑巴外教村民指点，方得以寻得遗骨，迁葬于云台山教会墓地。

赵主教的牧职生涯，可谓由苦难始，由苦难终，晋牧于日伪隆隆炮声中，卒逝于森森狱所内，以一代伟才消磨于乱世，如今思之，不禁痛惋。赵主教的嘉言令行，识者有口皆碑，其外和中坚，以超人之勇毅，于种种变乱中苦撑教务，不知受几多艰难，流几多泪水。主教远见卓识，1949年在全国各教区中首遣大批修生出境，既为本教区留下命脉，又为其它教区指出方向。当日外出修生在海外晋铎者达四十多位，分别于台、菲等地服务，并创办多所学校，此实赵主教之大功绩。献县教区得以恢复至今日之面貌，也确为赵主教远见之余荫。

愿生于磨难的赵主教在天乡永福！

刘定汉主教（Msgr.Joannes Liu，S.J.1982――1998）

教区第七任主教，亦为改革开放后教区之首任，耶稣会士。

1917年（农历四月初七）生于天津外教家庭，1932年就读天津工商，1933年12月3日领受洗礼，圣名若望。1939年在献县入耶稣会。1946年9月任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训育主任。1947年赴上海徐家汇神学院读神学，1950年晋铎。1954年6月由耶稣会中国巡阅使蒲敏道（Burkhardt）神父任命为中国北方三教区（献县、景县、大名）耶稣会会长。

1969年在云台山接受劳改，长达十数年，始终坚忍和善。

1980年宗教活动恢复后，任教区长。

1982年10月6日在吉林被祝圣为教区主教。

1986年出任河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第二任院长，直至2003年元月。

1998年9月8日荣休。共掌教区十六载。

刘主教虔诚坚毅，睿智明决，任职期间，绩业累累。恢复教区修道院、修女院，筹办省神哲学院，内育修生、外顾教友，奔走操劳不遗余力。教区在其运筹下稳步发展，日渐起色，一批批年轻司铎相继祝圣，奔赴各地；一班班修女矢发永愿，服务教会；一座座圣堂也拔地而起，矗立沧州。现年近九旬的老主教依然矍铄硬朗，辅佐着教区继续稳步向前。

 侯经文主教　（Msgr.Petrus Hou， 1998――1999）

教区第八任主教。

圣名伯多禄，1927年9月10日生于河北省献县东留路村，自幼受热心父母良好教育。稍长，入献县小修院，辗转求学数年后，于1956年10月28日在献县由赵振声主教祝圣为司铎。文革期间，因信仰之故遭劳改四年。教会复兴后，与刘主教等致力于教区的恢复重建，昼夜操劳，内外辛苦，实在是教区恢复之功臣。先后在献县、河间、肃宁等地热心传教，为各地建起圣堂一座座，深受教友爱戴。

1993年3月18日，被祝圣为助理主教，1998年8月正式就任教区主教。孰料天意难测，1999年10月23日，在视察廊坊教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遽然逝去，终年72岁。

侯主教为人谦和良善，朴实勤奋，其德其表深深影响着教内外人士。二十年来为教区的兴建更是费尽心血，劳苦功高。今日之圣心大堂亦是在其多方奔走筹备下，方才得以破土动工。

侯主教德表功业将不朽！

李连贵主教　（Msgr.Joseph Li，2000――　）

教区现任主教。

圣名若瑟，1964年1月26日生于河北省献县百姓庄热心公教家庭，自幼受热心父母熏陶，矢志修道。1991年3月19日晋铎，先任教区备修院院长，1993年升任河北省神哲学院常务副院长，其间，筹备建成神哲学院综合大楼，为神哲学院日后发展奠下基础。1997年出任教区副主教。1999年11月回教区被公推为教区主教候选人，同年12月主持教区教务。2000年3月20日，在献县总堂由刘定汉主教主礼、景县范文兴主教和陈锡禄主教襄礼祝圣为主教，是为国内年轻主教之一。

李主教年轻有为，魄力不凡，又虔诚热心，领导有方，教区在其带领下，正日趋完善，迈向辉煌。愿天主协助他！